第四百一十一章 买地的啰嗦事
郑文显跟着巨盛川的掌柜进了后堂，互道了姓名，便取出了沈敬丹交给他的信。掌柜的姓张，名叫张秀仁，山西洪洞人。他看过信，马上就变得极为热情，先是让人上好茶招待，又感慨了半晌沈老板救弟弟性命之恩。
原来沈敬丹去年路过汉口探询茶叶行情时，可巧在客栈里遇到了一个汉子发了寒热病，也就是疟疾。这时代的疟疾属于闻之色变的重症，而金鸡纳霜是清宫的御用药物，寻常百姓想都别想。
一般客栈遇上这种事都是活该倒霉，恨不得客人都不知道；要是病人有钱的便安置到偏僻院落吃药养病，没钱的话就直接扔到郊外。沈敬丹见那汉子要被客栈的伙计扔出去，这才让手下打听了一下，方得知是山西来的，姓张，之前是到湖南安化办茶去了。
想到赵新交待的事，沈敬丹就多了个心眼，掏了钱让客栈的人找了处偏僻院落安置那汉子，又从随身行李里取了从北海镇医院领的“复方双氢青蒿素片”。
北海镇虽然地处寒温带，可因为森林沼泽密布，到了夏天蚊子也不少，再加上外出干活的人经常渴饮生水，是以疟疾也有发生。虽然金鸡纳霜--也就是奎宁可以治疗疟疾，但是副作用也很大。所以洪涛就选择了另一时空的青蒿素片作为储备药品。
沈敬丹因为经常在外跑贸易，行李中便一直备着。那张姓汉子得了沈敬丹救助，一连吃了四天的药，病情很快就得到控制，之后又吃了大夫开的大柴胡汤，七八天之后就好的差不多了。
这时沈敬丹才知道汉子叫张秀德，是山西洪洞刘府的账房。刘府就是指的刘秉恬家，此人曾历任军机处章京、福建道御史,现任清廷兵部侍郎。
不问不知道,这个张秀德居然是“神拳郭永福”的徒弟，是陈继山的师弟。当年郭永福（陈有孚）在河南打死了人跑回山西，一番奇遇之后就投靠到刘秉恬府上做了教习。之后便收了刘府的护院贺怀壁和帐房张秀德两人为徒，倾囊传授一百零八式通背拳。而贺、张二人只是听师傅说起过陈继山,却从未得见。
沈敬丹不敢说陈继山眼下在北海镇效力,只说在徐州有过一面之交。正所谓大恩不言谢，张秀德无以为报,蹉叹之际,无意中听沈敬丹提及有涉足茶叶贸易的想法，于是便说自己的兄长正在羊楼洞的一家大茶庄做掌柜,待自己修书一封,沈敬丹可直接去找兄长，一应事务都能办妥。至于他自己，还得赶回山西复命。
当初郑文显听了沈敬丹的讲述，就感叹过人世间的因缘际会实在离奇。谁能想到在汉口好心救人,被救的竟然是陈继山的师弟。
陈继山如今是赵新的贴身警卫,身手在北海镇要说第二,没人敢说第一,连刘胜那狗熊般的大身板都被陈继山借力打力摔了个七荤八素,之后便再也不提过招的事。
郑文显和郭婆带等人仰慕其身手,一直想拜在门下,可惜陈继山去年跟着赵新打沙俄,最后被赵新扔在了伊尔库茨克,估计得今年夏天才能回北海镇。
之后他和张秀仁谈了有半个时辰，到了晚上张秀仁又在镇上的饭庄摆了酒席。郑文显跟其深谈一番后才知道自己根本就是个棒槌,很多涉及茶叶运销的问题他听都没听说过。
事实上茶叶贸易具体操作极为复杂，沈敬丹即便是事先打听过,可他毕竟从未经营过茶叶，所以告诉郑文显的也极其有限。张秀仁见郑文显是个外行,便细细讲了，郑文显这才明白其中细节。
清代的茶法沿用明制,早期也是通过官茶储边交易马匹,也就是“茶马贸易”。雍正十三年的时候，随着甘肃停止以茶中马，茶马贸易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，“领引征课制”全面铺开。
乾隆时期的茶商大致可分为收购商、茶行商和运销茶商,三者在茶叶运销中的职能各不相同。
收购商顾名思义，是进山向茶户收购毛茶的,然后倒手给茶行。而茶行就类似于经纪人,也有兼营毛茶加工的。就比如巨盛川这样的，自己就做砖茶。至于运销商就是凭着官府发出的照帖，凭借“茶引”将把茶叶从产区运往各地的。
之前提过的晋商和徽商两大茶帮，基本上都是一条线经营，从贸易到制茶、茶厂全部涉足，以便控制茶源。
运销商大致有两种，运销“官茶”的“引商”和运销“商茶”的称“客贩”。
茶引由户部宝泉局统一制作,产茶各省预期请领,一年一次，年底核销,次年重新来过。使用过的残引必须上缴户部。其中茶引又分长引、短引、正引、余引、腹引、边引、土引等，兼行票法。
举个栗子，“长引”有效期为一年,准许商人将茶叶销往外地；“短引”有效期为三个月，只能在本地销售。如果运茶时没有茶引，则与贩卖私盐同罪。
而票法则是针对茶叶出口贸易。凡是向俄国贩运茶叶的商人，必须到张家口理事同知衙门申请办理由理藩院颁发的院票，作为允许其贩运的专用证明。每三百箱茶叶给票一张，每张院票均姨有领票者的姓名等相关事宜。每张院票的纳悦总额为1310两，按照每票茶叶总值白银银六千两计算，税率为22%。
不管是羊楼洞还是其他的产茶区，所生产的茶叶要先让“引商”收购，其余部分才给“客贩”运销。
张秀仁大致解释了一番，这才对郑文显道：“老兄若是要五万担老青茶，估计够呛。眼下广州的茶叶贸易季就要到了，各家引商已经将本地出产老青茶的九成全部定完,实在凑不出这许多。若是三、四千担还是有的。”
郑文显笑着道：“张先生,其实我也是替东家办事。临行前他曾特意提起，想在本地开发不毛，买山植茶。如此一来，不光是茶源稳妥,地方上的茶农也可因之温饱。”
张秀仁想了想便道：“这买山植茶倒是好事，可制茶一事极为繁琐，没有几百人是开不起来茶场的，而且还要找好包装商才行。”
清代从毛茶到产出成品茶砖，一般要经过踹、拣、焙、筛等多道工序，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定。在茶叶出号前，还要对成茶进行包装，不管是广州还是恰克图，洋箱茶都用锡罐或铅桶，外裱以板箱，平均每箱可装茶五十到七十斤不等。
而要开设茶场，聘请茶工最为重要，分为拣工、筛工、踹工、蔑工、谈工、铅匠、锡匠等区别，且工钱不等。
张秀仁道：“譬如老青茶，每帮需踹手八人，掌冲打吊二人，踹手每工钱一百六十文，打吊每工钱一百文。又另需雇帮踹人八名，每人工钱六十文……筛工每日大工钱一百二十文，也有一百四十文者不一。”
郑文显听完脑袋都大了两圈，他一腔心思都放在航海上，每日所思所想都是什么时候能当上雷神号的船长，那有心思琢磨这个，于是连忙道：“还是先按东家要求，买几处荒山好了，其余的后面自然由东家安排人手。”
在他看来，只要能买下荒山开始种茶，让北海镇的触角深入茶叶行业底层，此行的目的就算完成了。至于后面茶场或是和其他茶行合作，那都是贸易部的人来负责。
数日后，郑文显在张秀仁的撮合下先是宴请了本地县衙的衙役，接着又请了户房的书办，最后是县衙的师爷。幸亏是有张秀仁全力帮忙，要不然郑文显肯定被狠宰一刀。
等官府这边都谈妥了，这才在户房书办的引荐下见了几个中人，购买荒山。
清代买卖田产的手续和规定大体上沿袭明制而有所增益，一般都是由业主请托中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卖田不是说一上来有人买就可以直接卖，而是先要问直系亲属、本家和族人要不要，然后再问原来的业主要不要，两边都不要才能卖给外人。
不先问亲房直接找买主，往往会引发争端，甚至惹出人命重案。搞的买卖双方倾家荡产，严重的甚至流放问斩。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时期屡见不鲜。
郑文显、卖主和中人三方要坐下来当面议价，最后郑文显一共从两个中人手里买了三个山头，二百多顷，作价六千三百两银子，合每亩地三两。写完了“绝卖地文契”，画押交纳了田价银子后，还要付画字银和脱业钱；这笔钱又足足花了两千两银子。
所谓的“画字银”是卖主及其亲房、族人在田地正价之外向买主索要的钱，不给就等着开打惹官司吧。
而“脱业钱”在北方也称为“喜礼银”或是“赏贺银”，是要付给这块地的上一任田主。清代乡间俗例，凡是卖田，上首业主原有脱业钱必须要付，不给不行。
你以为到这一步就完了？别急，后面还有呢！
依照法例，完成上述之后，便要报官投税，更改官府的田地记录档案，过割钱粮。毕竟人家那地上原先可能种着东西呢，得等人家收获完才行，就算是荒山，备不住还有几颗野果树，这些都要说清楚。
到了这一步，郑文显他们带的银票已经花了个七七八八，可这还只算完成了第一个阶段。之后还要经过找价、回赎、绝卖三个阶段，才算是彻底完成了田地的买卖手续。其间稍有不当，田地的买卖就难以实现。
按说土地买卖应该也和其他商品一样，一经出卖，就应该归买主所有，卖方都拿完钱了，也就无权干涉。问题是随着田地产出或是地租额的不断增加，地价也在上涨。比如羊楼洞这边的因为盛产茶叶，荒山的低价也在逐年上涨。
话说作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资料，土地显示了与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特点，于是活卖和绝卖自然而然形成了。
当年的“东台一柱楼”案究其根源，其实就是处在活卖的赎回上。蔡家想低价赎回，徐家不同意，徐家是大乡绅，蔡家惹不起，最终导致蔡家怀恨，继而以写反书的罪名谋告徐家。虽然徐家家破人亡，可蔡家最终也没拿回地。
那么活卖和绝卖的区别是什么呢？说白了，只要在卖田契文上没有注明“杜绝”的，都是活卖。
既为活卖，卖主就可以向买主找补银钱，或叫贴补银钱，也叫“找价”。索要找价银的理由一般都是诉说原价太少，需要补贴。而且往往是找补一次都不行，以后只要地价涨了，还可以继续找补。
这种情况官府一般是承认的，如果买主不交找价银，引起纠纷，官府还要惩办买主。
在这种乡规约定的前提下，无论是官商还是官绅，能不勾结吗？不勾结的话，别说是本地人了，外乡人会被吞的连骨头渣都不剩。
当年徐大用在苏北买的那些盐碱地都是根本没人要的，他签的就是活契。之所以没什么纠纷，一是徐大用买通了官府，阜宁县衙门的差役已经被他全部买通了；而是那些盐碱地这些年压根儿就没种过什么东西。
你敢改善盐碱地，种植新作物？行啊！第二年卖主就得来找你赎回或是找价。但凡不是那种有权有势需要十里八乡土豪劣绅们巴结的，不给找价钱就是“无信”，不守乡约！
封建社会里士绅们生存基础是什么？乡规伦理。不守这个没人跟你做生意、没人会过来帮工帮佣。还想揭竿而起，四方景从？
这年月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纵横各地，一是他们有大量子弟在朝中做官，二是经商的子弟都捐了官身。比如渠家的渠同海就是守御所千总衔，而渠映璜则是六品的直隶州同知衔。
当然了，现在商人捐官最高也只能捐到四品的候补道，而且价格巨贵。因为清廷跟北海镇交锋多年，耗费银钱已达千万，现在捐个候补道的价格是16400两白银，候补知府也要13200两。
等买完地办完了手续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。郑文显不敢再耽搁，他先是派了两人回射阳湖汇报情况，以便办理后面茶园的事，自己则带着林道生等人急匆匆的往广州赶。
谁知他们在前往长沙城的路上，路过一间茶肆休息时，看见驿道上时不时就有一些手持刀剑棍棒的壮汉经过，其间还有女子。
林道生感觉好奇，便跟其中一个停留喝茶的汉子攀谈了起来，结果那汉子说出了一件让郑文显他们既吃惊又啼笑皆非的消息。
眼下江南各地流传着一个消息，有一豪商开出暗花悬赏，谁能赴北地取下赵新的项上人头，作价黄金一万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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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来沈敬丹去年路过汉口探询茶叶行情时，可巧在客栈里遇到了一个汉子发了寒热病，也就是疟疾。这时代的疟疾属于闻之色变的重症，而金鸡纳霜是清宫的御用药物，寻常百姓想都别想。
一般客栈遇上这种事都是活该倒霉，恨不得客人都不知道；要是病人有钱的便安置到偏僻院落吃药养病，没钱的话就直接扔到郊外。沈敬丹见那汉子要被客栈的伙计扔出去，这才让手下打听了一下，方得知是山西来的，姓张，之前是到湖南安化办茶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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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敬丹因为经常在外跑贸易，行李中便一直备着。那张姓汉子得了沈敬丹救助，一连吃了四天的药，病情很快就得到控制，之后又吃了大夫开的大柴胡汤，七八天之后就好的差不多了。
这时沈敬丹才知道汉子叫张秀德，是山西洪洞刘府的账房。刘府就是指的刘秉恬家，此人曾历任军机处章京、福建道御史,现任清廷兵部侍郎。
不问不知道,这个张秀德居然是“神拳郭永福”的徒弟，是陈继山的师弟。当年郭永福（陈有孚）在河南打死了人跑回山西，一番奇遇之后就投靠到刘秉恬府上做了教习。之后便收了刘府的护院贺怀壁和帐房张秀德两人为徒，倾囊传授一百零八式通背拳。而贺、张二人只是听师傅说起过陈继山,却从未得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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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他和张秀仁谈了有半个时辰，到了晚上张秀仁又在镇上的饭庄摆了酒席。郑文显跟其深谈一番后才知道自己根本就是个棒槌,很多涉及茶叶运销的问题他听都没听说过。
事实上茶叶贸易具体操作极为复杂，沈敬丹即便是事先打听过,可他毕竟从未经营过茶叶，所以告诉郑文显的也极其有限。张秀仁见郑文显是个外行,便细细讲了，郑文显这才明白其中细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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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引由户部宝泉局统一制作,产茶各省预期请领,一年一次，年底核销,次年重新来过。使用过的残引必须上缴户部。其中茶引又分长引、短引、正引、余引、腹引、边引、土引等，兼行票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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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秀仁大致解释了一番，这才对郑文显道：“老兄若是要五万担老青茶，估计够呛。眼下广州的茶叶贸易季就要到了，各家引商已经将本地出产老青茶的九成全部定完,实在凑不出这许多。若是三、四千担还是有的。”
郑文显笑着道：“张先生,其实我也是替东家办事。临行前他曾特意提起，想在本地开发不毛，买山植茶。如此一来，不光是茶源稳妥,地方上的茶农也可因之温饱。”
张秀仁想了想便道：“这买山植茶倒是好事，可制茶一事极为繁琐，没有几百人是开不起来茶场的，而且还要找好包装商才行。”
清代从毛茶到产出成品茶砖，一般要经过踹、拣、焙、筛等多道工序，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定。在茶叶出号前，还要对成茶进行包装，不管是广州还是恰克图，洋箱茶都用锡罐或铅桶，外裱以板箱，平均每箱可装茶五十到七十斤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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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秀仁道：“譬如老青茶，每帮需踹手八人，掌冲打吊二人，踹手每工钱一百六十文，打吊每工钱一百文。又另需雇帮踹人八名，每人工钱六十文……筛工每日大工钱一百二十文，也有一百四十文者不一。”
郑文显听完脑袋都大了两圈，他一腔心思都放在航海上，每日所思所想都是什么时候能当上雷神号的船长，那有心思琢磨这个，于是连忙道：“还是先按东家要求，买几处荒山好了，其余的后面自然由东家安排人手。”
在他看来，只要能买下荒山开始种茶，让北海镇的触角深入茶叶行业底层，此行的目的就算完成了。至于后面茶场或是和其他茶行合作，那都是贸易部的人来负责。
数日后，郑文显在张秀仁的撮合下先是宴请了本地县衙的衙役，接着又请了户房的书办，最后是县衙的师爷。幸亏是有张秀仁全力帮忙，要不然郑文显肯定被狠宰一刀。
等官府这边都谈妥了，这才在户房书办的引荐下见了几个中人，购买荒山。
清代买卖田产的手续和规定大体上沿袭明制而有所增益，一般都是由业主请托中人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卖田不是说一上来有人买就可以直接卖，而是先要问直系亲属、本家和族人要不要，然后再问原来的业主要不要，两边都不要才能卖给外人。
不先问亲房直接找买主，往往会引发争端，甚至惹出人命重案。搞的买卖双方倾家荡产，严重的甚至流放问斩。这样的例子在乾隆时期屡见不鲜。
郑文显、卖主和中人三方要坐下来当面议价，最后郑文显一共从两个中人手里买了三个山头，二百多顷，作价六千三百两银子，合每亩地三两。写完了“绝卖地文契”，画押交纳了田价银子后，还要付画字银和脱业钱；这笔钱又足足花了两千两银子。
所谓的“画字银”是卖主及其亲房、族人在田地正价之外向买主索要的钱，不给就等着开打惹官司吧。
而“脱业钱”在北方也称为“喜礼银”或是“赏贺银”，是要付给这块地的上一任田主。清代乡间俗例，凡是卖田，上首业主原有脱业钱必须要付，不给不行。
你以为到这一步就完了？别急，后面还有呢！
依照法例，完成上述之后，便要报官投税，更改官府的田地记录档案，过割钱粮。毕竟人家那地上原先可能种着东西呢，得等人家收获完才行，就算是荒山，备不住还有几颗野果树，这些都要说清楚。
到了这一步，郑文显他们带的银票已经花了个七七八八，可这还只算完成了第一个阶段。之后还要经过找价、回赎、绝卖三个阶段，才算是彻底完成了田地的买卖手续。其间稍有不当，田地的买卖就难以实现。
按说土地买卖应该也和其他商品一样，一经出卖，就应该归买主所有，卖方都拿完钱了，也就无权干涉。问题是随着田地产出或是地租额的不断增加，地价也在上涨。比如羊楼洞这边的因为盛产茶叶，荒山的低价也在逐年上涨。
话说作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生资料，土地显示了与其他商品完全不同的特点，于是活卖和绝卖自然而然形成了。
当年的“东台一柱楼”案究其根源，其实就是处在活卖的赎回上。蔡家想低价赎回，徐家不同意，徐家是大乡绅，蔡家惹不起，最终导致蔡家怀恨，继而以写反书的罪名谋告徐家。虽然徐家家破人亡，可蔡家最终也没拿回地。
那么活卖和绝卖的区别是什么呢？说白了，只要在卖田契文上没有注明“杜绝”的，都是活卖。
既为活卖，卖主就可以向买主找补银钱，或叫贴补银钱，也叫“找价”。索要找价银的理由一般都是诉说原价太少，需要补贴。而且往往是找补一次都不行，以后只要地价涨了，还可以继续找补。
这种情况官府一般是承认的，如果买主不交找价银，引起纠纷，官府还要惩办买主。
在这种乡规约定的前提下，无论是官商还是官绅，能不勾结吗？不勾结的话，别说是本地人了，外乡人会被吞的连骨头渣都不剩。
当年徐大用在苏北买的那些盐碱地都是根本没人要的，他签的就是活契。之所以没什么纠纷，一是徐大用买通了官府，阜宁县衙门的差役已经被他全部买通了；而是那些盐碱地这些年压根儿就没种过什么东西。
你敢改善盐碱地，种植新作物？行啊！第二年卖主就得来找你赎回或是找价。但凡不是那种有权有势需要十里八乡土豪劣绅们巴结的，不给找价钱就是“无信”，不守乡约！
封建社会里士绅们生存基础是什么？乡规伦理。不守这个没人跟你做生意、没人会过来帮工帮佣。还想揭竿而起，四方景从？
这年月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纵横各地，一是他们有大量子弟在朝中做官，二是经商的子弟都捐了官身。比如渠家的渠同海就是守御所千总衔，而渠映璜则是六品的直隶州同知衔。
当然了，现在商人捐官最高也只能捐到四品的候补道，而且价格巨贵。因为清廷跟北海镇交锋多年，耗费银钱已达千万，现在捐个候补道的价格是16400两白银，候补知府也要13200两。
等买完地办完了手续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天。郑文显不敢再耽搁，他先是派了两人回射阳湖汇报情况，以便办理后面茶园的事，自己则带着林道生等人急匆匆的往广州赶。
谁知他们在前往长沙城的路上，路过一间茶肆休息时，看见驿道上时不时就有一些手持刀剑棍棒的壮汉经过，其间还有女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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