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 第一百零六章节：详述东林党争事，天下文官
【浪子江湖笑狂沙】
第四部：南京血泪
第一百零六章节：详述东林党争事，天下文官遭陷害。
话复前言，书归正传：话说当时东林书院主管顾宪成以此为中心，大量吸引了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江苏等地方的文人、骚客、政客，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，吸引着许许多多有志于改革、议政之士，包括了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和文员。他们不顾道路远近，纷来沓至，人数之多，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。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，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。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，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，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“东林党“。那时所谓的“党“，不同于近代的政党，既没有固定的章程，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，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、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。
东林党人在明朝天启年间的政治活动，经历了神宗万历、熹宗天启和以及后来的思宗崇祯三朝，长达五、六十年之久。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，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，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。概括起来，大致是: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，主张“政事归于六部，公论付之言官“，使天下“欣欣望治“;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、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、横征暴敛，主张既重视农业，也重视工商业，要求惠商恤民、减轻赋税、垦荒屯田、兴修水利;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，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，按照个人才智，予以破格录用;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，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。
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，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“东林党“的时候，另一批官僚，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“党“，它们是:山东人的齐党，湖北人的楚党，安徽宣城人的宣党，江苏昆山人的昆党，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。浙党首领沈一贯、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。他们在当权期间，依附皇室、勋戚，交结宦官，不断排斥官员;齐、楚、浙、宣、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。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，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，于是出现了明朝历史上有名的“党争”。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，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(神宗长子)为皇太子这条主线，在“梃击案“、“红丸案“、“移宫案“三案中激烈争斗，其间，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。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，通过讲学、论辩、研讨、撰文、出书，对王阳明“心学“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、空、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，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。尽管东林书院和我国古代其他书院一样，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，但其不论在内容上、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、实用性较强，强调从实际出发，注重讲实学，办实事，有实用，求实益。这一点在东林书院的组织管理、规章制度、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、方法，以及关于东林讲学活动情况和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东林领袖生平言行的记载中，都有比较清楚的反映。诸如:《东林书院会约仪式》第一条强调，会讲属业余自愿性质，所以参加会讲的通知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来参加。第三条规定，举行会讲时，主持会讲的会主由大小会公推产生，根据实际需要，由不同学者担任;第四条规定，每次会讲推举一人讲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即“四书“中的一段内容，然后大家“有问则问，有商量则商量“。第十一条强调要尽量简化来与会的学人之间的交拜手续，不搞繁琐的礼节和形式主义。开放言路，反对宦官干政，反对矿税，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。明朝中期以后，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。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，商人、作坊主、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，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，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。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。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，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。如赵楠星说:“士农工商，生人之本业。“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、商税繁多，要求执政者“爱商恤民，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(指贩运)“。可是从万历二十四年起，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。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、税使，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。山西巡抚魏允贞在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:宦官出领矿、税，为民祸害。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。万历二十七年，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、税使。同年，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:这些矿监、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，富人也蒙受其害，这样下去，势必激起大乱。李三才反对矿监、税使的言行，在当时影响最大。他于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。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，有好几个矿监、税使，残害百姓。李三才于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，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、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。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，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，罪大的则加以捕杀，打击了陈增的气焰。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，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，终于伏法，远近大快。史书上说，李三才“以折税监得民心“。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，他经报请朝廷获准，对灾民加以赈济，还免除了应纳的“马价“(一种苛税的名目)，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，声望日隆，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。齐、楚、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，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。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，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。由于一再受到攻讦，万历三十九年初三月，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。这就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。
万历四十八年，明神宗死去，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、税使，过去因反对矿监、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。至此，反对矿、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。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，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，魏忠贤开馆纂修《三朝要典》，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，打击东林党，同时造编《东林点将录》等文件上报朝廷，天启五年，明熹宗下诏，烧毁全国书院。次年，东林书院被拆毁。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，杨涟、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杀害。当时，以“萨英”、顾宪成、为主的一大批东林党人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，并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讲学谈政，“讲习之余，往往讽斥朝政，裁量人物”，其言论被称为清议，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。“三吴士绅”、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、东南城市势力、闽越、黔贵、湘赣、江浙等江南各地方实力派，一时之间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党派周围。时人称之为东林党。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、沈一贯、大内总管魏忠贤与之的斗争水火不容，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。当时“萨英”本人与内阁大臣王锡爵、沈一贯、大内总管魏忠贤(自称九千岁)不和，几个人政见不一，势同水火。
明末党争始于所谓“争国本“。“国本“，指皇帝的继承人。国本之争，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。
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，皇长子朱常洛(后来的光宗)是妃子王氏生的。万历十四年，朱常洛五岁时，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。按照封建礼制的“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“，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。但是神宗宠爱郑氏，不仅封她为贵妃(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)，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。内阁大学士王锡爵、沈一贯、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，但他们怕触犯皇帝，有时态度暧昧。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，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，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，纷纷上书，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。立长是名正言顺，神宗不好公然违反“祖制“，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。
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立太子的事，却在党派的明争暗斗之中成为了一场政治阴谋的“屠杀”和“陷害”。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！
第四部：南京血泪
第一百零六章节：详述东林党争事，天下文官遭陷害。
话复前言，书归正传：话说当时东林书院主管顾宪成以此为中心，大量吸引了浙江、福建、江西、江苏等地方的文人、骚客、政客，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，吸引着许许多多有志于改革、议政之士，包括了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和文员。他们不顾道路远近，纷来沓至，人数之多，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。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，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。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，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，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“东林党“。那时所谓的“党“，不同于近代的政党，既没有固定的章程，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，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、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。
东林党人在明朝天启年间的政治活动，经历了神宗万历、熹宗天启和以及后来的思宗崇祯三朝，长达五、六十年之久。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，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，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。概括起来，大致是: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，主张“政事归于六部，公论付之言官“，使天下“欣欣望治“;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、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、横征暴敛，主张既重视农业，也重视工商业，要求惠商恤民、减轻赋税、垦荒屯田、兴修水利;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，主张取士不分等级贵贱，按照个人才智，予以破格录用;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，积极防御满洲贵族的进攻。
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，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“东林党“的时候，另一批官僚，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“党“，它们是:山东人的齐党，湖北人的楚党，安徽宣城人的宣党，江苏昆山人的昆党，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。浙党首领沈一贯、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。他们在当权期间，依附皇室、勋戚，交结宦官，不断排斥官员;齐、楚、浙、宣、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。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，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，东林党人则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，于是出现了明朝历史上有名的“党争”。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，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(神宗长子)为皇太子这条主线，在“梃击案“、“红丸案“、“移宫案“三案中激烈争斗，其间，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。东林学派以东林书院为阵地，通过讲学、论辩、研讨、撰文、出书，对王阳明“心学“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种种虚、空、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猛烈的抨击和批判，从而推动了实学思潮的高涨。尽管东林书院和我国古代其他书院一样，讲学和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儒家经史著述，但其不论在内容上、形式上和方法上都针对性、实用性较强，强调从实际出发，注重讲实学，办实事，有实用，求实益。这一点在东林书院的组织管理、规章制度、讲学和学术研究的内容、方法，以及关于东林讲学活动情况和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东林领袖生平言行的记载中，都有比较清楚的反映。诸如:《东林书院会约仪式》第一条强调，会讲属业余自愿性质，所以参加会讲的通知不必要求每个人都来参加。第三条规定，举行会讲时，主持会讲的会主由大小会公推产生，根据实际需要，由不同学者担任;第四条规定，每次会讲推举一人讲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即“四书“中的一段内容，然后大家“有问则问，有商量则商量“。第十一条强调要尽量简化来与会的学人之间的交拜手续，不搞繁琐的礼节和形式主义。开放言路，反对宦官干政，反对矿税，是东林党的三项具体主张。明朝中期以后，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。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，商人、作坊主、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，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，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。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。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，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。如赵楠星说:“士农工商，生人之本业。“李应升反对关卡重重、商税繁多，要求执政者“爱商恤民，上不妨工而下利于途(指贩运)“。可是从万历二十四年起，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。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、税使，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。山西巡抚魏允贞在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:宦官出领矿、税，为民祸害。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。万历二十七年，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、税使。同年，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:这些矿监、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，富人也蒙受其害，这样下去，势必激起大乱。李三才反对矿监、税使的言行，在当时影响最大。他于万历二十七年就任凤阳巡抚。在凤阳巡抚管辖的地区内，有好几个矿监、税使，残害百姓。李三才于万历二十八年五月上疏万历帝，揭露万历帝派遣税使、矿监这一弊政的要害。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，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，罪大的则加以捕杀，打击了陈增的气焰。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，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，终于伏法，远近大快。史书上说，李三才“以折税监得民心“。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，他经报请朝廷获准，对灾民加以赈济，还免除了应纳的“马价“(一种苛税的名目)，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，声望日隆，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。齐、楚、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，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。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，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。由于一再受到攻讦，万历三十九年初三月，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。这就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。
万历四十八年，明神宗死去，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、税使，过去因反对矿监、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。至此，反对矿、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。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，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，魏忠贤开馆纂修《三朝要典》，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、红丸案、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，打击东林党，同时造编《东林点将录》等文件上报朝廷，天启五年，明熹宗下诏，烧毁全国书院。次年，东林书院被拆毁。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，杨涟、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杀害。当时，以“萨英”、顾宪成、为主的一大批东林党人修复了宋代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，并与高攀龙等人在书院讲学谈政，“讲习之余，往往讽斥朝政，裁量人物”，其言论被称为清议，形成了广泛社会影响。“三吴士绅”、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、东南城市势力、闽越、黔贵、湘赣、江浙等江南各地方实力派，一时之间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党派周围。时人称之为东林党。与东林党政见不合的是内阁大臣王锡爵、沈一贯、大内总管魏忠贤与之的斗争水火不容，持续了三十多年之久。当时“萨英”本人与内阁大臣王锡爵、沈一贯、大内总管魏忠贤(自称九千岁)不和，几个人政见不一，势同水火。
明末党争始于所谓“争国本“。“国本“，指皇帝的继承人。国本之争，是围绕于朱常洛为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。
明神宗的皇后多年不育，皇长子朱常洛(后来的光宗)是妃子王氏生的。万历十四年，朱常洛五岁时，神宗的宠妃郑氏生下皇三子朱常洵。按照封建礼制的“有嫡立嫡，无嫡立长“，应当立朱常洛为太子。但是神宗宠爱郑氏，不仅封她为贵妃(常洛的生母王氏未封贵妃)，还想立朱常洵为太子。内阁大学士王锡爵、沈一贯、方从哲等虽然也主张依制立长，但他们怕触犯皇帝，有时态度暧昧。许多朝臣包括后来属于东林党的一派人，一则认为应该依制立储，二则深恐郑氏家族窃权，纷纷上书，坚决要求尽早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。立长是名正言顺，神宗不好公然违反“祖制“，所以立太子的事拖了几年也定不下来。
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立太子的事，却在党派的明争暗斗之中成为了一场政治阴谋的“屠杀”和“陷害”。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