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卷救危亡英雄初建功 第一百三十五章 李纲上十议

    高宗皇帝即位后清除朝中旧党，起用新人，大封群臣，忽然想到李纲此时正从长沙率兵前来勤王，于是便诏谕李纲，拜其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，立即来朝议事。</br>高宗皇帝诏谕一出，便有中丞颜岐上奏道：“张邦昌为金人所喜，虽然如今已位列三公、名号郡王，则更当加封其为同平章事，增重其地位；而李纲为金人所恶，陛下将其命为宰相，恐怕不妥，应当在其未至时罢之。”</br>颜岐生怕高宗皇帝不同意，将同样的内容写成五封奏章呈到高宗皇帝面前，当最后一封奏章递上之后，高宗皇帝再也忍无可忍，于大堂之上质问颜岐道：“如朕之立，恐亦非金人所喜。朕之天下，岂可以金人好恶为断？金人不喜朕，尔等可是想改换他人？”说罢将五道奏章掷于其面前。颜岐见龙颜大怒，连忙跪地磕头求饶，声称不敢。</br>退朝之后，颜岐仍不死心，将那五道奏章封好，遣人送往李纲处，希望阻挡其归来。但李纲看罢奏章，将其掷于地上，说道：“一派胡言，这等奴颜之言真是污吾双目！”于是提兵往应天府面圣。</br>李纲不日来到应天，高宗皇帝闻其来到，遣官员迎接慰劳，并设宴招待，又将李纲召到内殿相见。</br>李纲见到高宗皇帝，倒地便拜，涕泗交集，就连高宗皇帝都极为动容。君臣二人相谈间，李纲说道“金人不道，专以诈谋取胜，中国不悟，一切堕其计中。赖天命未改，陛下总师于外，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，内修外攘，还二圣而抚万邦，责在陛下与宰相。臣自视阙然，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，乞追寝成命。且臣在道，颜岐尝封示论臣章，谓臣为金人所恶，不当为相。如臣愚蠢，但知有赵氏，不知有金人，宜为所恶。然谓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，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。”</br>见到李纲力辞，高宗皇帝大怒，将范宗尹、颜岐二人谪贬。但李纲仍然不肯为相，高宗皇帝苦劝道：“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，欲使敌国畏服，四方安宁，非相卿不可，卿其勿辞。”</br>李纲闻言，顿首泣谢，说道：“臣愚陋无取，荷陛下知遇，然今日扶颠持危，图中兴之功，在陛下而不在臣。臣无左右先容，陛下首加识擢，付以宰柄，顾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？然‘靡不有初，鲜克有终’。臣孤立寡与，望察管仲害霸之言，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，使得以尽志毕虑，虽死无憾。昔唐明皇欲相姚崇，崇以十事要说，皆中一时之病。今臣亦以十事仰干天听，陛下度其可行者，赐之施行，臣乃敢受命。”</br>高宗皇帝听后，说道：“望卿直言，朕定当遵从。”</br>李纲整理一下思路，又开口道：“臣有十议：一曰议国是。谓中国之御四裔，能守而后可战，能战而后可和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。今欲战则不足，欲和则不可，莫若先自治，专以守为策，俟吾政事修，士气振，然后可议大举。二曰议巡幸。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，见宗庙，以慰都人之心，度未可居，则为巡幸之计。以天下形势而观，长安为上，襄阳次之，建康又次之，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。三曰议赦令。谓祖宗登极赦令，皆有常式。前日赦书，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，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，皆汎滥不可行，宜悉改正以法祖宗。四曰议僣逆。谓张邦昌为国大臣，不能临难死节，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，宜正典刑，垂戒万世。五曰议伪命。谓国家更大变，鲜仗节死义之士，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，不可胜数。昔肃宗平贼，污伪命者以六等定罪，宜倣之以励士风。六曰议战。谓军政久废，士气怯惰，宜一新纪律，信赏必罚，以作其气。七曰议守。谓敌情狡狯，势必复来，宜于沿河、江、淮措置控御，以扼其冲。八曰议本政。谓政出多门，纪纲紊乱，宜一归之于中书，则朝廷尊。九曰议久任。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，功效蔑着，宜慎择而久任之，以责成功。十曰议修德。谓上始膺天命，宜益修孝悌恭俭，以副四海之望，而致中兴。”</br>李纲将十议说完，见高宗皇帝沉默不语，于是便说道：“此十议乃臣之肺腑，望圣上明鉴。”</br>高宗皇帝听后说道：“卿之所言，确为良策，朕心甚慰，待明日朝堂之上，便颁之于众。”李纲拜谢告退。</br>待李纲走后，高宗皇帝将黄潜善等人召入内室，又把李纲所书十议交于众人传阅，而后问道：“卿等以为如何？”</br>黄潜善说道：“其余皆可，唯僭逆、伪命二事不可。”</br>高宗皇帝问道：“何故？”</br>黄潜善答道：“陛下方登大宝，大赦天下，邦昌有过，却也是无奈之举，其在金人北归后便自废其位，还天下于赵氏，陛下才论其功，如今又论其罪，事出反复，不可为也。其余伪臣，见邦昌如此，其心必然生变，则朝中不稳矣。”高宗点头。</br>第二日朝堂之上，高宗将李纲所议说于群臣，只余八议，却将僭逆、伪命二事留住不说。</br>李纲见状，出列奏道：“此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。邦昌当道君朝，在政府者十年，渊圣即位，首擢为相。方国家祸难，金人为易姓之谋，邦昌如能以死守节，推明天下戴宋之义，以感动其心，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。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，偃然正位号，处宫禁，擅降伪诏，以止四方勤王之师。及知天下之不与，不得已而后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，而议奉迎。邦昌僭逆始末如此，而议者不同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。夫都城之人德邦昌，谓因其立而得生，且免重科金银之扰。元帅府恕邦昌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。若天下之愤嫉邦昌者，则谓其建号易姓，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。都城德之，元师府恕之，私也；天下愤嫉之，公也。春秋之法，人臣无将，将而必诛；赵盾不讨贼，则书以弒君。今邦昌已僭位号，敌退而止勤王之师，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。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，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，但待之以不死。邦昌以臣易君，罪大于盆子，不得已而自归，朝廷既不正其罪，又尊崇之，此何理也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，而尊崇僣逆之臣，以示四方，其谁不解体？又伪命臣寮，一切置而不问，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？”</br>李纲的这番话说出，高宗皇帝无言以对，只得沉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