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49章 远方的信件(十一)
尽管明知若接受议和,就能立即把部队从困境中解脱出来,但兆惠仍按照乾隆的既定政策,在回信中向布拉尼敦表明态度,即朝廷这次兴兵,就是为了讨伐霍集占,布拉尼敦本不在被问罪之列,然而若是他想要议和,就必须将霍集占等人“一并擒献”送来,以示诚意。
兆惠在将回信交给来使的同时,还特地让他将乾隆的相关谕旨捧去给布拉尼敦阅看。布拉尼敦接到回信和谕旨后,就没了下文——这并不奇怪,他们兄弟二人早已联合成一体,议和都是两人共同议定好的,布拉尼敦当然不可能擒捉霍集占。
在议和未成的情况下,布拉尼敦将大队撤回喀什噶尔,用于对付布鲁特人,霍集占则率本部兵马继续对黑水营进行围困。自此之后,双方已经没有大的交战了,其实就是互相干耗着,看究竟谁耗得过谁,如果谁先支持不住倒下去,那么另外一个自然获胜。
和兆惠拼意志力,或者说与此人比约束部下的严苛程度,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兄弟实在是找错了对象。一年前的伊犁突围,早已证明兆惠不但能打硬仗,而且特别擅长打苦仗、恶仗,甚至是绝处逢生的仗。
黑水营前前后后被困了整整三个月,兆惠和将士们就硬熬了三个月,其间不管发生什么困难,哪怕接近山穷水尽,都没有能够动摇他们固守待援的决心。
关于黑水营之役,清代笔记中的一段记载堪称黑历史,上面说兆惠军在被围后断粮,饥饿难忍的官兵竟然“掠人充食”,也就是抓获当地的平民,宰杀了充当粮食。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,其实是应该严肃谨慎的调查取证,才能够诉诸于历史记录之上的,然而,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,这件事情的真伪实在是难以辨识,不过有学者也认为,若认真推敲,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可信,因为战前霍集占就已经将城外的回人和粮食全部移入城内,兆惠军的官兵又到哪里去掳掠回人?
再者,黑水营之围与库车之围不同,敌军基本将黑水营围得密不透风,自被围后,兆惠与阿克苏方面的联络就完全中断了,倘若清军能够轻轻松松地冲出去掳掠回人,兆惠恐怕早就让他们去阿克苏报信了,又何至于要写五份同样的告急文书,专门选派五名信使分路突围?黑水营之围时,正值鄂对等人接受和阗六城的招抚,他们曾尝试派人前来与兆惠军接头,却发现包围着黑水营的回军营垒里三层外三层,且“互相结寨放枪”,根本无法进入,这也可以间接证明当时被围困的严实程度。
事实上,兆惠军从未完全断粮,否则他们不可能坚持那么长的时间,在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兄弟提出议和时,兆惠的态度也不可能那么坚决。就像人们后来所评论的那样,吉人自有天相,兆惠军在黑水营得到了上天的不少眷顾,其中之一就是意外地得到了一批粮食:扎营时,他们在施工的二十余处地方都挖出了粮食,每处都有一两石米。
当地的百姓确实有掘地藏粮的习惯,据说是过去为逃避准噶尔搜括所形成的,老百姓通常将余存的粮食埋于地下,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吃。虽说这在南疆并不稀奇,不过能这么巧,正好埋在兆惠军的扎营地点且被官兵挖出,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兆惠军在建营前,军粮就已经够支撑一两个月,再加上多出来的这批粮食以及必要时可宰食的马驼,不能说让大家吃饱吃好,但起码能维持着官兵们的生命和战斗力,使部队不致垮掉。
除此之外,黑水营还有其他“灵迹”相助。营地距叶尔羌河虽然仅有两里之遥,但在遭到铁桶式包围的情况下,官兵们都不可能到河边打水,否则只会增加无谓的伤亡。在营中的储备水以及敌军为灌营所“送”的水快用光的时候,兆惠一度也很着急犯愁,“初忧乏水”,大家试着在营地内掘井,还以为可能要费一番周折,结果随地一掘,泉水就汩汩地冒了出来,水源问题迎刃而解。
要想守住黑水营,不仅得坐地固守,还须时时抓住机会进行反击,缺乏弹药则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兆惠军的弹药本来在被围之初就不足了,但这个时候敌人却帮助他们解了燃眉之急。
敌军进攻黑水营时一般不敢近身用冷兵器搏杀,都是隔着一定距离用鸟枪朝营内放枪。当时鸟枪所用的弹丸是铅丸,打出去以后捡回来还能再用,黑水营处于林中,这些铅丸大多没有打到清军,而是镶嵌在树木上或落到了枝叶间。清军伐木做饭,每砍伐一棵树,铅丸就落下一大堆,最终他们获得的铅丸竟达数万颗之多,于是他们“反用以击贼”,再不用担心弹药不够了。
“灵迹”也被兆惠有意识地用来对敌方进行夸大宣传,以打击其围困黑水营的信心和士气。后来有一位从叶尔羌城逃出的当地人就曾听人说,兆惠军共掘得粮食“一百六十窖,收马千余匹,驼千余只”,这显然都是兆惠故意放出的风声,其中挖掘到粮食虽是事实,但数量却被夸大了许多倍,所谓收得一千匹马、一千峰骆驼纯属子虚乌有,至少也是夸大其词。
兆惠一面率部固守黑水营,一面眼巴巴地期待着援兵到来,而来援的希望又主要寄托于后方能否尽快收到求援信息。
第一个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是爱隆阿,但爱隆阿本身只带一支人马,沿途还要收集台站的驻防兵,目标较大,因此一路都遭到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兄弟所部的攻击,好在这些部队都是小股部队,不足以阻挠其前进,他们边打边走,直至抵达阿克苏。
在爱隆阿之前,已经有信使赶到了阿克苏,他们就是兆惠亲自选派的伊萨穆等五人。兆惠没有看走眼,五名告急使者皆为勇者中的勇者,他们不负所托,当时就一个不少地冲出了重围,之后被敌军追赶时,又凭借神乎其技的箭术和马术摆脱了追击。五个人的运气也不错,路上眼看坐骑快跑不动了,正好遇上阿克苏方面的负责人、头等侍卫舒赫德派出来探听消息的人员,于是得以“换马行走”,比爱隆阿提前一步到达阿克苏报信。
阿睦尔撒纳在还未叛乱时,就有两个前线大臣觉得他不可靠,主张将阿睦尔撒纳部的士兵及家属分开安置,这两个大臣的其中一位就是舒赫德。当时乾隆正要以阿睦尔撒纳为导引攻入准噶尔,对他们的提议很不以为然,不仅予以申斥,还进行了处分。舒赫德被降职为参赞大臣,到北疆效力,后来阿睦尔撒纳果然反叛,舒赫德又做事勤勉,遂被重新提拔,由副都统、都统一直做到兵部尚书。可是舒赫德的官运没能延续太久,因为报送的奏折行文不规范,再次遭到处分,而且这次更惨,居然由堂堂大吏降为了前线的一个小兵!
自金川战争起,乾隆便致力于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澄清吏治,振作营伍,像舒赫德这种轻者被降职,重臣被一抹到底的情况早已成为常态。当然,即便是暂时被降为小兵,也只是作为一种惩戒和教训,其本人实际仍处于乾隆的考察范围之内,一旦需要,仍将作为候选将官予以提拔,如在兆惠进军叶尔羌后,南疆急需用人,乾隆便又重新起用舒赫德,任命其为头等侍卫,驻守阿克苏。
乾隆反复强调他这么做,“并非有意从严”,为的是整顿官场侵贪和军营怯懦两大痼习,从而使得“文官不要钱,武官不怕死”成为官场风气。就实际效果来看,新一代八旗贵族虽然因为身份问题而得到重用——这并不能视为是一种崛起,但他们能够处理的问题仍然只占一少部分。偶尔出现兆惠这个级别的人物就已经是让人非常欣慰的事情了。不过乾隆皇帝面对这样的局面,其实也别无他法,何况前线的这些将领还不至于蠢到一无是处的地步。
舒赫德在经历几上几下,特别是自己也做过小兵后,不光是更加熟悉和了解前线实际,而且也不会像雅尔哈善等人那样高高在上,因为不把小兵放在眼里而耽误大事了。
首先赶到阿克苏的信使是一名叫五十保的士兵,身份低微,但舒赫德除认真阅读他所携带的告急文书外,还亲自予以接见。确认黑水营的情况极其危急,他一面移文富德、阿里衮等,催促他们马步兼行,迅速赶来阿克苏,一面在将兆惠的奏报予以誊写后,连同自己的奏报,一并上奏乾隆。
由于海宁在召回,上次战败之后就另寻地方躲藏起来了,所以虽然环球集团重新回到了西域战场上,但因为兵力太少,而且位置飘渺,导致这次奏折传递仍然只能用传统的方式进行,而不能借助环球集团的通讯链路。这显然耽误了时间。
兆惠在将回信交给来使的同时,还特地让他将乾隆的相关谕旨捧去给布拉尼敦阅看。布拉尼敦接到回信和谕旨后,就没了下文——这并不奇怪,他们兄弟二人早已联合成一体,议和都是两人共同议定好的,布拉尼敦当然不可能擒捉霍集占。
在议和未成的情况下,布拉尼敦将大队撤回喀什噶尔,用于对付布鲁特人,霍集占则率本部兵马继续对黑水营进行围困。自此之后,双方已经没有大的交战了,其实就是互相干耗着,看究竟谁耗得过谁,如果谁先支持不住倒下去,那么另外一个自然获胜。
和兆惠拼意志力,或者说与此人比约束部下的严苛程度,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兄弟实在是找错了对象。一年前的伊犁突围,早已证明兆惠不但能打硬仗,而且特别擅长打苦仗、恶仗,甚至是绝处逢生的仗。
黑水营前前后后被困了整整三个月,兆惠和将士们就硬熬了三个月,其间不管发生什么困难,哪怕接近山穷水尽,都没有能够动摇他们固守待援的决心。
关于黑水营之役,清代笔记中的一段记载堪称黑历史,上面说兆惠军在被围后断粮,饥饿难忍的官兵竟然“掠人充食”,也就是抓获当地的平民,宰杀了充当粮食。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,其实是应该严肃谨慎的调查取证,才能够诉诸于历史记录之上的,然而,由于相关资料的缺乏,这件事情的真伪实在是难以辨识,不过有学者也认为,若认真推敲,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可信,因为战前霍集占就已经将城外的回人和粮食全部移入城内,兆惠军的官兵又到哪里去掳掠回人?
再者,黑水营之围与库车之围不同,敌军基本将黑水营围得密不透风,自被围后,兆惠与阿克苏方面的联络就完全中断了,倘若清军能够轻轻松松地冲出去掳掠回人,兆惠恐怕早就让他们去阿克苏报信了,又何至于要写五份同样的告急文书,专门选派五名信使分路突围?黑水营之围时,正值鄂对等人接受和阗六城的招抚,他们曾尝试派人前来与兆惠军接头,却发现包围着黑水营的回军营垒里三层外三层,且“互相结寨放枪”,根本无法进入,这也可以间接证明当时被围困的严实程度。
事实上,兆惠军从未完全断粮,否则他们不可能坚持那么长的时间,在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兄弟提出议和时,兆惠的态度也不可能那么坚决。就像人们后来所评论的那样,吉人自有天相,兆惠军在黑水营得到了上天的不少眷顾,其中之一就是意外地得到了一批粮食:扎营时,他们在施工的二十余处地方都挖出了粮食,每处都有一两石米。
当地的百姓确实有掘地藏粮的习惯,据说是过去为逃避准噶尔搜括所形成的,老百姓通常将余存的粮食埋于地下,需要的时候再挖出来吃。虽说这在南疆并不稀奇,不过能这么巧,正好埋在兆惠军的扎营地点且被官兵挖出,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兆惠军在建营前,军粮就已经够支撑一两个月,再加上多出来的这批粮食以及必要时可宰食的马驼,不能说让大家吃饱吃好,但起码能维持着官兵们的生命和战斗力,使部队不致垮掉。
除此之外,黑水营还有其他“灵迹”相助。营地距叶尔羌河虽然仅有两里之遥,但在遭到铁桶式包围的情况下,官兵们都不可能到河边打水,否则只会增加无谓的伤亡。在营中的储备水以及敌军为灌营所“送”的水快用光的时候,兆惠一度也很着急犯愁,“初忧乏水”,大家试着在营地内掘井,还以为可能要费一番周折,结果随地一掘,泉水就汩汩地冒了出来,水源问题迎刃而解。
要想守住黑水营,不仅得坐地固守,还须时时抓住机会进行反击,缺乏弹药则很难做到这一点。兆惠军的弹药本来在被围之初就不足了,但这个时候敌人却帮助他们解了燃眉之急。
敌军进攻黑水营时一般不敢近身用冷兵器搏杀,都是隔着一定距离用鸟枪朝营内放枪。当时鸟枪所用的弹丸是铅丸,打出去以后捡回来还能再用,黑水营处于林中,这些铅丸大多没有打到清军,而是镶嵌在树木上或落到了枝叶间。清军伐木做饭,每砍伐一棵树,铅丸就落下一大堆,最终他们获得的铅丸竟达数万颗之多,于是他们“反用以击贼”,再不用担心弹药不够了。
“灵迹”也被兆惠有意识地用来对敌方进行夸大宣传,以打击其围困黑水营的信心和士气。后来有一位从叶尔羌城逃出的当地人就曾听人说,兆惠军共掘得粮食“一百六十窖,收马千余匹,驼千余只”,这显然都是兆惠故意放出的风声,其中挖掘到粮食虽是事实,但数量却被夸大了许多倍,所谓收得一千匹马、一千峰骆驼纯属子虚乌有,至少也是夸大其词。
兆惠一面率部固守黑水营,一面眼巴巴地期待着援兵到来,而来援的希望又主要寄托于后方能否尽快收到求援信息。
第一个负有传递信息使命的是爱隆阿,但爱隆阿本身只带一支人马,沿途还要收集台站的驻防兵,目标较大,因此一路都遭到布拉尼敦和霍集占兄弟所部的攻击,好在这些部队都是小股部队,不足以阻挠其前进,他们边打边走,直至抵达阿克苏。
在爱隆阿之前,已经有信使赶到了阿克苏,他们就是兆惠亲自选派的伊萨穆等五人。兆惠没有看走眼,五名告急使者皆为勇者中的勇者,他们不负所托,当时就一个不少地冲出了重围,之后被敌军追赶时,又凭借神乎其技的箭术和马术摆脱了追击。五个人的运气也不错,路上眼看坐骑快跑不动了,正好遇上阿克苏方面的负责人、头等侍卫舒赫德派出来探听消息的人员,于是得以“换马行走”,比爱隆阿提前一步到达阿克苏报信。
阿睦尔撒纳在还未叛乱时,就有两个前线大臣觉得他不可靠,主张将阿睦尔撒纳部的士兵及家属分开安置,这两个大臣的其中一位就是舒赫德。当时乾隆正要以阿睦尔撒纳为导引攻入准噶尔,对他们的提议很不以为然,不仅予以申斥,还进行了处分。舒赫德被降职为参赞大臣,到北疆效力,后来阿睦尔撒纳果然反叛,舒赫德又做事勤勉,遂被重新提拔,由副都统、都统一直做到兵部尚书。可是舒赫德的官运没能延续太久,因为报送的奏折行文不规范,再次遭到处分,而且这次更惨,居然由堂堂大吏降为了前线的一个小兵!
自金川战争起,乾隆便致力于用严刑峻法的办法来澄清吏治,振作营伍,像舒赫德这种轻者被降职,重臣被一抹到底的情况早已成为常态。当然,即便是暂时被降为小兵,也只是作为一种惩戒和教训,其本人实际仍处于乾隆的考察范围之内,一旦需要,仍将作为候选将官予以提拔,如在兆惠进军叶尔羌后,南疆急需用人,乾隆便又重新起用舒赫德,任命其为头等侍卫,驻守阿克苏。
乾隆反复强调他这么做,“并非有意从严”,为的是整顿官场侵贪和军营怯懦两大痼习,从而使得“文官不要钱,武官不怕死”成为官场风气。就实际效果来看,新一代八旗贵族虽然因为身份问题而得到重用——这并不能视为是一种崛起,但他们能够处理的问题仍然只占一少部分。偶尔出现兆惠这个级别的人物就已经是让人非常欣慰的事情了。不过乾隆皇帝面对这样的局面,其实也别无他法,何况前线的这些将领还不至于蠢到一无是处的地步。
舒赫德在经历几上几下,特别是自己也做过小兵后,不光是更加熟悉和了解前线实际,而且也不会像雅尔哈善等人那样高高在上,因为不把小兵放在眼里而耽误大事了。
首先赶到阿克苏的信使是一名叫五十保的士兵,身份低微,但舒赫德除认真阅读他所携带的告急文书外,还亲自予以接见。确认黑水营的情况极其危急,他一面移文富德、阿里衮等,催促他们马步兼行,迅速赶来阿克苏,一面在将兆惠的奏报予以誊写后,连同自己的奏报,一并上奏乾隆。
由于海宁在召回,上次战败之后就另寻地方躲藏起来了,所以虽然环球集团重新回到了西域战场上,但因为兵力太少,而且位置飘渺,导致这次奏折传递仍然只能用传统的方式进行,而不能借助环球集团的通讯链路。这显然耽误了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