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94章 各自天涯
我的高中录取通知书是八月中旬来的，县二中，高一一班，无悲无喜的我，静静的等待开学，当然了，该做的活是要做的。
1983年，应该算我人生的第二个分水岭，我觉得第一个分水岭是1977年到1978年在田家庄的将近两年的时光，这两年对我人生的影响深远，而且时不时的在内心泛起涟漪。（这是后话。）
大堂哥六月的时候就毕业了，作为团支书的他，作为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，好多单位老师是先给他选的，他的班主任推荐他选津市的一个商业学校，做会计，能去津市，对于小小县城小小商业学校的他来说，机会万分难得。
那个年代，读大学是带着户口走的，也就是农业户口可以随着读书改变性质，变成非农户口，不用种地就有粮食吃；而堂哥不仅仅是把户口变成了非农户口，还能从冀北的一个小县城迁到津市，更是难能可贵。
他高高兴兴的回了家，二堂哥那个时候还在一中读书，还没到暑假时间，堂姐也在单位，家里只有三大娘和大堂哥两个人。
三大娘一听说大堂哥要去津市，第一反应：儿子走了，自己怎么办？于是她表示坚决反对，还跟大堂哥说将来她就是死，也要死在老家，哪里都不会去。
大堂哥本心是非常非常的想去津市的，他不再是那个没见过世面、茫然无措的面对着父亲病死的懵懂少年了，虽年龄还不大，但是也有积极向上的心思的。
于是他到我家找了我父亲、叫了我二叔，甚至把他亲大伯也叫过来一起，都来给大娘做思想工作，三大娘就是不同意，并扬言如果他们这些人再劝说，她现在就死在家里，他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。
一时间，两个人都怼到了死胡同，学校那边催的还急，大堂哥没办法只能哭着拒绝老师，说留在县城吧。
那个老师真的是关心大堂哥，他给堂哥出主意：“你先去报到、上班，难道你妈还真能寻死觅活的？”
可是，大堂哥不敢赌，而三大娘也知道大堂哥的孝顺。
于是大堂哥留在了县城，那个老师把堂哥安排到了县委，也是全校唯一的一个机会。
三大娘后来跟人说：我不让去就是不去，你看这不挺好的吗？
众人摇头无言，虽然在县城上班也不错，但是津市啊，大城市啊，跟北京比，也不差啥啊。
大堂哥开始在县委上班，平时在宿舍居住；堂姐住在粮食局宿舍，二堂哥在一中的学生宿舍，读高二。
今年，刚好开始实行高中两年调到三年的政策，邹树平和邹亮，他们这个年级，本来不能参加高考的；因为刚好高二；可是如果不参加，这一年一中就没有毕业生也没有高考生，学校哪里会甘心？
于是学校研究、分析，这几个班的学生，是从初一就在一中读书的，基础扎实，平时成绩就不错，因此老师动员学生主动报名参加高考。
五月的高考预选，他们四个班居然全部通过考试，一时间在县城传为佳话。等七月考试结束估分的时候，四个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本科线上，甚至百分之五十的人估分在重点线上。
这下子，一中这次高考的成绩，风头无两，更多的人对一中趋之若鹜，村里的人了解情况的，对我则更深深的表示“惋惜”。
不过邹树平对我说，“去读高中吧，你家也不缺钱，小中专是没啥意思的；二中也行，不用担心，等我去北京读书了，给你邮寄北京的复习资料，你考大学是没问题的，再说了，还有你堂哥呢，回头让你堂哥给你找点他的复习资料。”
我点头同意，内心则毫无波澜，三年，好久远！
现在想想，我，本人，真的是一个呆瓜，傻瓜，笨蛋。
八月底，邹树平真的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不过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，而是另外一个重点大学，听说专业是关于航天的。
邹亮考上了哈尔滨一个大学，他们俩的录取通知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，起因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俩人是谁，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，当然了，我们附近的人是知道的，
知道能去北京读大学，那是贺喊的壮举啊。
邹树芬关于他家的喜事，已经应验了两桩，还有两桩，目前还没结果。
人人都说邹冠海和他老伴烧了高香，确实，不仅仅是儿子考上北京的大学才说的，更让人称道的是大儿媳妇邹玉娟把结婚的被褥自己都没舍得盖的，贡献出来送给小叔子两套带去北京读书。
人们对于这样的善举是很推崇的，因此邹玉玲的二姐、邹玉娟的二妹妹相看对象都提高了档次。
对了，邹玉玲被一中录取了，田红艳则去了另外一个城镇的高中，没在安家河读书。
孙永荣选择不读了，留在家里。
我们那个张姓的女同学，已经结婚并已经怀孕了，我们暑假看到的时候，肚子已经很显怀了。
母亲给我拆洗了被褥、枕套、枕芯、枕巾，从父亲的裤子里挑了两条看着比较新的放包里，上衣准备从姐姐那里拿那件警蓝色的警服样式的，那件衣服比较新，准备好了学杂费和吃饭的钱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开学。应验母亲的口头禅：只要你读书，砸锅卖铁也供！
邹树芬在她二哥去北京上学之前，订了亲。硬性条件是买一台收音机，其他的手表啊自行车啊缝纫机啊，都无所谓；二是不下地，因为不会干。
男方家里就这一个儿子，姐姐已经结婚了，他们村本来地就不多，全家才两三亩地，其实也不太需要邹树芬下地干活的，因此都同意了。
之所以双方都很痛快的答应了，因为介绍人是邹树芬的一个表姑，是男方的婶子，所谓的知根知底。
八月底，请姑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群小丫头们，悄悄的扒着她家的玉米秸子的大门去看新姑爷了，个子不太高，有些黑，五官还可以吧，至少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
邹树芬发现我们的时候，还专程出来，给我们每个人拿了两块糖，我们也不知道逗她什么，但她的脸依然是红红的，不过两边的小虎牙一直滋着的。
等姑爷走了，男方家的各种信息，就流传出来了，主要是周围有很多人在对比着。
比如青，比邹树芬大一两岁，还没人给介绍人家，青的大姐，也是没人介绍；有人是是着急的，但是没啥鸟用，男女婚配，也要考虑“门当户对”的，即使都很穷，但是穷也是分等级的呢。
不过，邹树芬是我们附近这些年龄相似的一群姑娘中，第一个找婆家的，也不能作为“被剩下”的标杆的。
隔一天，邹树芬来我家找我玩，因为过两天我就要开学走了。
她神神秘秘的跟我说，“晚上你来我家呗，我二哥找你呢。”
“什么事儿？”我有点奇怪。
“不知道啊，他让我找你的，还跟我说，别当着人说这个话。”
“嗯，晚上我去找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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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3年，应该算我人生的第二个分水岭，我觉得第一个分水岭是1977年到1978年在田家庄的将近两年的时光，这两年对我人生的影响深远，而且时不时的在内心泛起涟漪。（这是后话。）
大堂哥六月的时候就毕业了，作为团支书的他，作为老师喜爱的学生之一，好多单位老师是先给他选的，他的班主任推荐他选津市的一个商业学校，做会计，能去津市，对于小小县城小小商业学校的他来说，机会万分难得。
那个年代，读大学是带着户口走的，也就是农业户口可以随着读书改变性质，变成非农户口，不用种地就有粮食吃；而堂哥不仅仅是把户口变成了非农户口，还能从冀北的一个小县城迁到津市，更是难能可贵。
他高高兴兴的回了家，二堂哥那个时候还在一中读书，还没到暑假时间，堂姐也在单位，家里只有三大娘和大堂哥两个人。
三大娘一听说大堂哥要去津市，第一反应：儿子走了，自己怎么办？于是她表示坚决反对，还跟大堂哥说将来她就是死，也要死在老家，哪里都不会去。
大堂哥本心是非常非常的想去津市的，他不再是那个没见过世面、茫然无措的面对着父亲病死的懵懂少年了，虽年龄还不大，但是也有积极向上的心思的。
于是他到我家找了我父亲、叫了我二叔，甚至把他亲大伯也叫过来一起，都来给大娘做思想工作，三大娘就是不同意，并扬言如果他们这些人再劝说，她现在就死在家里，他就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了。
一时间，两个人都怼到了死胡同，学校那边催的还急，大堂哥没办法只能哭着拒绝老师，说留在县城吧。
那个老师真的是关心大堂哥，他给堂哥出主意：“你先去报到、上班，难道你妈还真能寻死觅活的？”
可是，大堂哥不敢赌，而三大娘也知道大堂哥的孝顺。
于是大堂哥留在了县城，那个老师把堂哥安排到了县委，也是全校唯一的一个机会。
三大娘后来跟人说：我不让去就是不去，你看这不挺好的吗？
众人摇头无言，虽然在县城上班也不错，但是津市啊，大城市啊，跟北京比，也不差啥啊。
大堂哥开始在县委上班，平时在宿舍居住；堂姐住在粮食局宿舍，二堂哥在一中的学生宿舍，读高二。
今年，刚好开始实行高中两年调到三年的政策，邹树平和邹亮，他们这个年级，本来不能参加高考的；因为刚好高二；可是如果不参加，这一年一中就没有毕业生也没有高考生，学校哪里会甘心？
于是学校研究、分析，这几个班的学生，是从初一就在一中读书的，基础扎实，平时成绩就不错，因此老师动员学生主动报名参加高考。
五月的高考预选，他们四个班居然全部通过考试，一时间在县城传为佳话。等七月考试结束估分的时候，四个班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在本科线上，甚至百分之五十的人估分在重点线上。
这下子，一中这次高考的成绩，风头无两，更多的人对一中趋之若鹜，村里的人了解情况的，对我则更深深的表示“惋惜”。
不过邹树平对我说，“去读高中吧，你家也不缺钱，小中专是没啥意思的；二中也行，不用担心，等我去北京读书了，给你邮寄北京的复习资料，你考大学是没问题的，再说了，还有你堂哥呢，回头让你堂哥给你找点他的复习资料。”
我点头同意，内心则毫无波澜，三年，好久远！
现在想想，我，本人，真的是一个呆瓜，傻瓜，笨蛋。
八月底，邹树平真的考上了北京的大学，不过不是北大也不是清华，而是另外一个重点大学，听说专业是关于航天的。
邹亮考上了哈尔滨一个大学，他们俩的录取通知没有引起太大的动静，起因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俩人是谁，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，当然了，我们附近的人是知道的，
知道能去北京读大学，那是贺喊的壮举啊。
邹树芬关于他家的喜事，已经应验了两桩，还有两桩，目前还没结果。
人人都说邹冠海和他老伴烧了高香，确实，不仅仅是儿子考上北京的大学才说的，更让人称道的是大儿媳妇邹玉娟把结婚的被褥自己都没舍得盖的，贡献出来送给小叔子两套带去北京读书。
人们对于这样的善举是很推崇的，因此邹玉玲的二姐、邹玉娟的二妹妹相看对象都提高了档次。
对了，邹玉玲被一中录取了，田红艳则去了另外一个城镇的高中，没在安家河读书。
孙永荣选择不读了，留在家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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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给我拆洗了被褥、枕套、枕芯、枕巾，从父亲的裤子里挑了两条看着比较新的放包里，上衣准备从姐姐那里拿那件警蓝色的警服样式的，那件衣服比较新，准备好了学杂费和吃饭的钱。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开学。应验母亲的口头禅：只要你读书，砸锅卖铁也供！
邹树芬在她二哥去北京上学之前，订了亲。硬性条件是买一台收音机，其他的手表啊自行车啊缝纫机啊，都无所谓；二是不下地，因为不会干。
男方家里就这一个儿子，姐姐已经结婚了，他们村本来地就不多，全家才两三亩地，其实也不太需要邹树芬下地干活的，因此都同意了。
之所以双方都很痛快的答应了，因为介绍人是邹树芬的一个表姑，是男方的婶子，所谓的知根知底。
八月底，请姑爷吃饭的时候，我们一群小丫头们，悄悄的扒着她家的玉米秸子的大门去看新姑爷了，个子不太高，有些黑，五官还可以吧，至少鼻子是鼻子，眼睛是眼睛的。
邹树芬发现我们的时候，还专程出来，给我们每个人拿了两块糖，我们也不知道逗她什么，但她的脸依然是红红的，不过两边的小虎牙一直滋着的。
等姑爷走了，男方家的各种信息，就流传出来了，主要是周围有很多人在对比着。
比如青，比邹树芬大一两岁，还没人给介绍人家，青的大姐，也是没人介绍；有人是是着急的，但是没啥鸟用，男女婚配，也要考虑“门当户对”的，即使都很穷，但是穷也是分等级的呢。
不过，邹树芬是我们附近这些年龄相似的一群姑娘中，第一个找婆家的，也不能作为“被剩下”的标杆的。
隔一天，邹树芬来我家找我玩，因为过两天我就要开学走了。
她神神秘秘的跟我说，“晚上你来我家呗，我二哥找你呢。”
“什么事儿？”我有点奇怪。
“不知道啊，他让我找你的，还跟我说，别当着人说这个话。”
“嗯，晚上我去找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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